杨度
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,杨度在东京创立《中国新报》月刊,任总编撰,“不谈革命,只言宪政”,杨、梁分道而行。他发表14万字巨论《金铁主义》等许多文章,宣传君主立宪,主张成立政党,召开国会,实行宪政。《中国新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、《民报》几成三足鼎立之势。还组织政俗调查会(后改名宪政讲习会、宪政公会),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。同年,梁焕奎、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,有意拥杨度为会长。10月,杨度回国,恰伯父逝世。12月,成立湖南宪政公会,杨度为会长,起草《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》,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,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,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春,袁世凯、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,说他“精通宪法,才堪大用”,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,候补四品(他仅有举人功名)。袁世凯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,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。清政府关于“立宪”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。此时朝廷要搞“法治”了,号召王公大臣都要“学法”,于是,杨度被委任为高级“讲师”,得以出入颐和园,为这些王公大臣们“恶补”法律常识,并开设了宪法讲座。

杨度(1875110日—1931917日),原名承瓒,字皙子;后改名度,别号虎公、虎禅,又号虎禅师、虎头陀、释虎。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。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人。

戊戌变法期间,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维新思想,反对帝国主义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主编《中国新报》,发表《金铁主义说》,主张君主立宪。同年,杨度又写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》和《实施宪政程序》两文,与梁启超的《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》一起上奏。第二年,清政府将政治考察馆改为宪政编查馆,杨度任该馆提调,参与沈家本主持的修律工作。宣统二年(1910年),清资政院会议期间,杨度指出中国必须在法律上消除家族的各种特权,国家和人民之间,是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,国家对人民要有“教之之法”和“养之之法”,国家要给人民以“营业、居住、言论等等自由”,人民“对于国家担负责任”。这一名为“国家主义”实质上仍是“金铁主义”的法律理论,遭到以劳乃宣为代表的守旧派的抨击。

人物生平

早年生活

杨度祖先世代务农,到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,任哨长,正四品都司衔。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,父子同在一营。在三河之战中杨礼堂阵亡,杨瑞生死里逃生。杨瑞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,驻归德镇、朝阳镇等地。他的父亲杨懿生为第四子(次子、三子早夭),在家务农,兼作吹鼓手,杨度是其长子,另有弟杨钧(字重子),妹杨庄(字叔姬)。杨度十岁丧父,过继给伯父。杨钧善诗、文、书、画、印,杨庄亦工诗文。杨瑞生驻归德时招杨度和妹妹到其府中。十六岁改名为度,字皙子。伯父迁关外朝阳镇时,杨度和妹妹回到湘潭。

光绪十八年(1892年),杨度考取秀才。光绪十九年(1893年),顺天府乡试举人;光绪二十年、二十一年,甲午科、乙未科会试均落第。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,他亦附和,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。还乡,师从衡阳东洲、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(壬秋,湘绮)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,杨度二十一岁时,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其为学生。师生关系之亲密,杨度深受王闿运喜爱,并可以随便开玩笑。王闿运在《湘绮楼日记》中常称杨度为“杨贤子”。杨度在王闿运门学了三年,他醉心于王室帝王之术,这对他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曾与友人说:“余诚不足为帝王师,然有王者起,必来取法,道或然与?”杨钧、杨庄也学在王门,杨庄后嫁与王家四子。同门还有夏寿田、八指头陀、杨锐刘光第、刘揆一、齐白石等。

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,杨度对新学也开始感兴趣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,湖南新政,谭嗣同、熊希龄、唐才常、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,蔡锷(艮寅)、刘揆一、杨度同在一起听课、讨论国事。

留学日本

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,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劝阻,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,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,与黄兴,即黄克强同学。受留日学生影响,思想日趋激进,和湖南留日同乡杨笃生等创办《游学译编》。半年后在结业会上,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清国人的言论,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激烈辩论。不久以“支那教育”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《新民丛报》上,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。为了筹办《游学译编》获得经费支持,杨度被迫回国。随后奉师命谒见了张之洞,受到张之洞的称赞。

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,初取一等第二名。一等一名是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、杨度的共事和政敌梁士诒。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“梁头康尾”,而“康梁”因为戊戌变法,正为慈禧太后所恨,所以,梁士诒被除名。杨度受到牵连,又是“湖南师范生”,且在日期间有攻击朝廷,策论中有不满朝廷的言论,疑为唐才常同党和革命党,也被除名,并受到通缉。杨度避居家乡,娶妻中路铺黄氏仲瀛。不久,杨度再赴东京,入弘文学院学习。他的弟弟和妹妹作为湖南省第一期官费留学生早些时候(光绪二十九年)也留学日本。秋,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。10月,感于“国事伤心不可知”,和梁启超《少年中国说》,作《湖南少年歌》,发表于梁启超《新民丛报》,其中有“若道中华国果亡,除非湖南人尽死。尽掷头颅不足痛,丝毫权利人休取!”句(《湖南少年歌》全文)。此时杨梁“二人相与,天下之至好也。”

光绪三十年(1904年),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,集中研究各国宪政;与汪精卫同学。此时在日留学生爱国热情高涨,保皇派、排满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。杨度主张宪政,不介入两派论争。他热心国事、友善同学、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。蔡锷在留日期间“与杨度最善”,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,后又被推举为留美、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。他带头请愿,要求废除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,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,发表《粤汉铁路议》。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,根据他老师的对策,提出官绅筹款自办。拜见张之洞,得到张之洞的支持。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,他圆满完成任务,声望大增。

他在东京和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,“聚议三日夜不歇,满汉中外,靡不备论;革保利弊,畅言无隐。”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,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,促成孙黄合作。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,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,他拒绝参加,愿各行其是,他表示:“吾主君主立宪,吾事成,愿先生助我;先生号召民族革命,先生成,度当尽弃其主张,以助先生。努力国事,斯在今日,勿相妨也。”仍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。

立宪活动

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日本文部省颁布的《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》,并称清国人“放纵卑劣”,留日学生群起抗议。杨度以干事长的名义递交抗议书。在留日学生中分为两派,一派主张自办学校,一派主张妥协。湘人陈天华愤然蹈海。作为总干事长杨度被一些人指责办事不力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,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、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(欧、美、日)考察宪政。为了交差,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,杨度写了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》和《实行宪政程序》(梁启超写《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》),由此博得大名。是年,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。

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,杨度在东京创立《中国新报》月刊,任总编撰,“不谈革命,只言宪政”,杨、梁分道而行。他发表14万字巨论《金铁主义》等许多文章,宣传君主立宪,主张成立政党,召开国会,实行宪政。《中国新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、《民报》几成三足鼎立之势。还组织政俗调查会(后改名宪政讲习会、宪政公会),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。同年,梁焕奎、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,有意拥杨度为会长。10月,杨度回国,恰伯父逝世。12月,成立湖南宪政公会,杨度为会长,起草《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》,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,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,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春,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,说他“精通宪法,才堪大用”,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,候补四品(他仅有举人功名)。袁世凯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,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。清政府关于“立宪”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。此时朝廷要搞“法治”了,号召王公大臣都要“学法”,于是,杨度被委任为高级“讲师”,得以出入颐和园,为这些王公大臣们“恶补”法律常识,并开设了宪法讲座。

宣统三年(1911年),清廷成立的“皇族内阁”中,杨度是统计局局长。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,关系非同一般,又怀有知遇之感。他认定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“非常之人”,而他就是帝师。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,杨度竟敢拒不草诏,冒死论救。武昌起义爆发后,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,成为袁世凯的幕僚。宣统三年(1911年)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大臣。他感到袁内部受到排挤。由于他与孙中山、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,因而与汪精卫一起发起“国事共济会”;他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之一,负责南北调停。民国元年(1912年)秋,黄兴在北京极力邀请他加入国民党,他没有答应。后来胡瑛等又请他入党,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,他才可以考虑。他还请他的老师出山,王闿运曾任国史馆馆长。

追随复辟

民国三年(1914年),袁世凯解散国会后,杨度任参政院参政,民国四年(1915年)4月,杨度呈送《君宪救国论》,“中国如不废共和,立君主,则强国无望,富国无望,立宪无望,终归于亡国而已,故以专制之权,行立宪之业,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。”深得袁世凯的赞许,称之为“至理名言”。是年,在袁世凯政府学副大臣任内与孙毓筠、刘师培、李燮和、胡瑛、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,任理事长。主张君主立宪,为袁世凯称帝鼓吹。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,并亲自赐匾题字,称他为“旷代逸才”。洪宪帝制一出台,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,在家乡被骂为汉奸,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“下贱无耻、蠕蠕而动的嬖人”。

民国五年(1916年)6月,袁世凯逝世,临死前大呼“杨度误我!”。杨度写下挽袁世凯联:“共和误中国,中国不误共和;千载而还,再评此狱。明公负洪宪,洪宪不负明公;九原可作,三复斯言。”章太炎论洪宪帝制失败之关键,有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,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。黎元洪继任总统,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,他列第一名。袁世凯死后,杨度心灰意冷,踲入空门,在天津、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,在出世、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、反省过去。以“虎禅师”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。

民国六年(1917年),张勋发动兵变,发生了张勋复辟,清廷邀请杨度入京参加,被他拒绝,他通电张、康“所可痛者,神圣之君宪主义,经此牺牲,永无再见之日。度伤心绝望,更无救国之方。从此披发入山,不愿再闻世事。”他宣布披发入山,学佛参禅。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,提出“无我主义”的“新佛教论”。民国七年(1918年)被特赦返京。

加入中共

君主立宪失败后,他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。民国十一年(1922年),陈炯明叛乱,他受孙中山委托,作为中山特使,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(夏寿田此时是曹的秘书),制止吴佩孚援陈,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。孙中山说:“杨度可人,能履行政治家诺言”(指东京时言)。民国十一年(1922年)杨度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。孙中山特电告全党,称杨度“此次来归,志坚金石,幸勿以往见疑”。此后杨度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,张宗昌对杨度也言听计从,只有杨度曾为新闻记者林白水求情时,张宗昌才答应。他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,接触到马克思主义,在上海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。

民国十六年(1927年),杨度在北京设法营救李大钊、成舍我。民国十七年(1928年),寓居上海,佯以卖字画为生,为杜月笙门下“清客”,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。 加入中国互济会,捐助过一笔不菲的经费。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《杜氏家祠记》。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:“予初闻杜君名,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,意气甚盛;及与之交,则谦抑山下,恂恂如儒者,不矜其善,不伐其能。人向往之,其德量使然也”。

民国十八年(1929年)秋,在白色恐怖之时,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,由潘汉年介绍,伍豪(周恩来)批准,秘密入党,与周恩来单线联系。周恩来离开上海后,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。曾有人讥讽他投机,他驳道:“方今白色恐怖,云何投机?”他的党员身份鲜有人知,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才公之于世。1975年冬,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说,在重新修订《辞海》时,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。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:“他晚年参加了党,是我领导的,直到他死。”

最后时光

杨度晚年根据孙中山的建议,准备撰写的《中国通史》,做了许多准备,并写好了大纲,然岁不与人未完成。民国二十年(1931年)6月,杜月笙在浦东的家祠落成,杨度写了一篇《杜氏家祠记》,请郑孝胥书写,作为他们两人的贺礼;此外,杨度还写了一篇《杜氏家祠落成颂》,勒石立碑。杜月笙十分依重杨度,请其担任落成典礼文书处主任,杨度感恩知遇,在人来客往,川流不息的办事处,他朝夕忙碌,事必躬亲,很为朋友尽责;杜月笙也很关心杨度,知他鸦片瘾奇大,特嘱人预备一副烟具,一张烟榻,好让其忙中过瘾。但终究近六十岁的年龄,又有肺病、胃病在身,杨度忙累之后,旧病复发,回家两个多月后,便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了。逝世后安葬在万国公墓(今宋庆龄陵园)。周恩来、潘汉年前往吊唁。

主要成就

内忧外患之下,清政府终于走上预备立宪的道路。对杨度和梁启超而言,这是一条实现“宪政救国”之梦的途径。杨度撰写了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》、《实行宪政程序》两文,又请梁启超代写《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》。在此基础上,五位大臣们再加工、润色,上呈慈禧,奏请立宪。

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91日,清廷正式颁布仿行宪政的上谕,确立君主立宪为国策。一时间,海内外立宪派人士都跃跃欲试,希望能在这场新政中发挥作用。两位幕后代笔人当然愈发“舍我其谁”了。杨度和梁启超都认为组织新政党、推动大清政治改革的时机到了。两人频频会面或书信往来,同样身怀政治抱负的熊希龄也到了日本,3人在神户进行组织政党问题的商讨,把酝酿中的新政党命名为“宪政会”,预设本部于上海,由杨度出任干事长。初步讨论新党的纲领:尊崇皇室,扩张民权;巩固国防,奖励民业;要求善良之宪法,建设有责任之政府。并拟定在国内争取政界要人和立宪名流加入。

杨度自办《中国新报》,拥有了自己主导的舆论宣传阵地,又与方表、陆鸿逵等人在东京组织“政俗调查会”,并自任会长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7月,梁启超和徐蒋二人合作组成政闻社,而杨度发起成立了宪政讲习所。他联络湖南士绅在长沙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,并上书清政府请开国会,开创了先河。在杨度的领导下,宪政讲习所活动频繁,以“开国会”为号召像政府请愿的办法,更使其声势浩大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1月,宪政讲习所更名为“宪政公会”。6月,经清廷民政部批准,宪政公会成为合法组织。杨度随即召开评议会,重新修订章程,确立宗旨为“确立君主立宪政体”,他本人出任改选后的常务长。各地支部纷纷成立,声势盛极一时。

人物评价

杨度病中自题挽联:帝道真知,如今都成过去事;医民救国,继起自有后来人。

王闿运:“弟子杨度,书痴自谓不痴,徒挨一顿骂耳。”王对他实行专制要通过“民主表决”的做法批评说“谤议丛生,知贤者不惧。然不必也,无故自疑。欲改专制,而仍循民意,此何理哉。”王曾说他“憨直”,不圆通。曾将他与蔡锷比较,认为杨度才高气傲,以澄清天下自许,往往是考虑不周,急于求成;蔡锷智虑深沉,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。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,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。(洪宪时在日记中写道)

蔡锷:“湘人杨度,曩倡《君宪救国论》,附袁以行其志,实具苦衷,较之攀附尊荣者,究不可同日语。望政府为国惜才,俾邀宽典。”

陶菊隐: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》中说袁世凯骂杨度是“蒋干”。尽管他为袁出力很多,但并未实现他帝师的目标,就连开国元勋也没有当成,仅被授以勋四位和参政院参政等闲职。

杨云慧曾这样评价父亲:“他的思想仅从爱国出发,认识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。他既希望国富民强,却又害怕流血革命,而把希望寄托在握有权势的 开明统治者身上。所以,从留学日本时起,父亲就一直注意国内的政治动向,寻找这个"有为者",希望他带领大家立宪革新。这也正符合了他在《湖南少年歌》中所说的‘大地何年起卧龙’的思想。”

杨度之孙杨友麒说:“我也有点可惜杨度,从才能上讲,他不比梁启超差,但他把自己的才学很多浪费在政坛上了。他本身又不是当官的料,他是一个书生,书生就干书生的事多好。”